阮大铖入钦定逆案诸事考辨

的恶行。如果这种言行就要列入“逆案(ｘｓ６３９)•(ｃｏｍ)” ，只怕当时朝中的大臣要去掉一大半。阮大铖之所以名列“逆案☑(小说*路上)_[(ｘｓ６３９．ｃｏｍ)]☑『来[小说*路上]*看最新章节*完整章节』(ｘｓ６３９)•(ｃｏm)” 的真正原因，诚如顾诚先生所言，是其再次得罪了东林党人。

魏忠贤被崇祯击垮后，阮大铖当然明白魏忠贤集团肯定是完了，可他对本朝“党争”之来龙去脉甚为清楚，崇祯是否会因此对“党争”各集团一并打击，却一时间吃不准。于是他写了两封疏，其中一份独攻魏忠贤集团，一封则叫《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写泰昌元年到天启七年间的整个党争过程，并攻东林党和魏忠贤集团的党争，他将两书送到北京友人杨维垣处，要杨维垣看大势所趋而递交其中合适的一封。谁知有所谓交友不慎，杨维垣恰好正在指责东林与魏忠贤集团同为邪党，与编修倪元璐互攻，一见此疏自然喜出望外，于是选了能帮自己忙的《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呈上。

结果自然是满朝舆论大哗。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当时朝中之东林几为魏氏一扫而空，崇祯继位后扑杀魏党，东林诸公均寄希望于籍崇祯之力东山再起，在此关键时刻，本系东林一脉的阮大铖却指控东林集团和魏忠贤集团同是通内乱国的党争派系。若阮氏此疏得用，则非但大批在野东林人士仕途复起之望就此断绝，就是在朝孑遗者亦处于随时获罪的境地，而东林党孜孜以求的重掌大局之念就更别提了，势必全盘覆灭。是以东林诸君其时对阮大铖之切齿，犹过于阉党，以致对其孜孜不倦攻杀十七年，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阮疏上后，朝野东林党人同仇敌忾群起而攻之，最后在魏大中之子魏学濂的指控下，虽然查无实据，但刚起用为光禄卿的阮大铖，依然被以“阴行赞导”的罪名被定入“逆案”，论赎徒为民，终崇祯一朝十七年，均废斥在野。

这就是阮大铖名列逆案的大致过程。其实撇开人品不论，阮大铖之名列“逆案”，实在是很有些冤枉的。

阮大铖获罪闲住后，郁郁不得志，先后组建过“中江文社”、“群社”，颇曾以诗文会友。明末史学、文学家张岱在携三位友人去南京祖堂山拜访他时，就曾对他的际遇有“圆海被谤山居”之叹（3），以为其名挂“逆案”实属被“谤”；而陈子龙的弟子、抗清义士夏完淳则更为直接，干脆将此称之为“奇祸”、“枉案”：

阮圆海之意，十七年闲居草野，只欲一官，其自署门曰：无子一身轻，有官万事足。当事或以贵抚或豫抚任之，其愿大足矣，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珰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阮之阿珰，原为枉案。十七年田野，斤斤以[十]七年合算一疏（指阮大铖获罪之《合计七年通内神奸疏》），为杨左之通王安呈秀之通忠贤，同为通内，遂犯君子之忌，若目以为阿珰，乌能免其反云乎（4）。

夏完淳的话说得很难听，但一针见血说出了关节所在，通内便是通内，不会因为交结的太监人品好坏而改变其通内性质。在他看来，若是指阮大铖与魏忠贤来往是“阿珰”，那么你杨涟、左光斗等人交结王安，也一样是“阿珰”，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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